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法律赋予其一定的变通处理案件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要求本着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有实质公正的处理。

(58)此类证成的要求已经被某些学者定位为司法审查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在李家明诉都匀市人民政府确认其他行政强制行为违法案中，法官为了论证行政机关违反比例原则，先聚焦法条，然后认为本案中，都匀市政府未与原告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在实施征收拆迁时，扩大施工范围，对不具备拆除条件的原告房屋进行断水断电等行为，影响原告的正常生产生活，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必要的侵害，违反‘比例原则，客观上构成前述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情形，因案涉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依法确认违法。

②经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新民引介，学界一般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这三项子原则。不同的法律职业群体之间没有形成一套共享的关于比例原则的法教义学知识。(68) 四、形成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 学者与法官除了在知识场域中进行话语竞争之外，是否还有合作的可能？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形成过程是，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针对现行法框架中某一具体司法适用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最终形成多数法律人所赞同的法律意见。每一个行动者都扮演着特定角色，所有的信息都会在行动者们之间进行转化。

(35) 法官不仅突破了传统学说的主张，用比例原则限制公权力，而且会限制事实性社会权力。若要改变知识话语竞争的现状，就得寻求形成关于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这一共同目标。既有违法证据，又有犯罪证据，犯罪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就应当认定为违法行为。

其中，同一主体排除说是主流观点，即供述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相同讯问主体取得的其他重复性供述也应当予以排除。对整体证据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利用不同证据之间的同一性来证明事实，特别强调不同证据之间的客观印证，即注重证据的外部性，将获得印证性直接支持证据视为证明的关键。对于同案共同被告人供述能否作为补强证据，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论。同时，由于监察机关不会将职务犯罪以外的证据移送检察机关，因而实际上难以准确区分证据是在哪一个阶段取得。

例如，行贿人证言证明系索贿而受贿人供述是收受贿赂，鉴于证人因存在利益冲突可能作出虚假证言，一般不认定索贿。不过，一概要求调查人员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出庭既不现实也无客观必要。

同时，根据《新刑诉法解释》第126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另外，还应当进一步细化口供补强规则的补强方式和标准，查证核实被调查人供述中的隐蔽性证据。由此可见，《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与上述通说观点是一致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情况主要包括：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主要情节一致，个别情节不一致的。

毕竟，讯问策略不会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没有使被调查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供述。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言词证据在内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二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我们认为，出庭作证的调查人员原则上属于程序证人，对调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出庭作证是作证的法定形式。

实践中，瑕疵证据比非法证据更为常见，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同样如此。在郑某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中，就排除了以威胁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三）证明标准 1.职务犯罪案件与职务违法案件的差异化证据标准 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63条第1款的规定，职务违法行为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处置的事实都有证据证实，定案证据真实、合法，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所认定事实清晰且令人信服。也就是说，监察机关在不同办案阶段收集的证据材料具有相同的证据资格，否则就会出现按照相同标准收集的证据，由于处在不同阶段而具有不同的证据资格。

印证证明可以有效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避免孤证证明。（三）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基本要求是必须以经庭审质证并由法庭采信的具体证据为基础认定案件事实。《严格排非规定》第31条第3款规定，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应当向法庭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实践中，不少案件的定罪证据较为薄弱，只有同案共同被告人供述能够对口供起到补强作用的，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如被告人供述与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并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可能性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四、监察证据的补查补证问题 补查补证是监察与审判有效衔接的具体内容，对审理阶段的证据该补则补，是确保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重要保障。在初步核实阶段和以涉嫌职务违法立案调查期间，被调查人和证人往往没有建立心理防线，言词证据的取得相对容易。

实践中，审判阶段补查补证的适用情形可能涉及定罪、量刑、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等方方面面。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7条第２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讯问录音、录像的相关内容进行技术处理的，公诉人还应当向法庭作出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非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程》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后果作出了详细规定。2.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调取 根据《新刑诉法解释》第74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相关录音录像未随案移送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指定时间内移送。

对于程序事实，目前只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才涉及证明标准，前文所述为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具体到证据方面，主要体现在：监察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监察机关的取证规范应当参考《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等。

被调查人提供材料或者线索，进行控告、举报的，相关办案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处理。4.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后果 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6条第2款的规定，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案件定性处置、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据。在庭前会议中，应当对证据合法性进行率先审查。但是，监察机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让被调查人和证人主动交代、通过宣讲政策和法律督促如实供述的，不属于威胁方法。

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往往发生在违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讯问地点以及录音录像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非法取证、在法定羁押场所以外地点非法取证、在突破被调查人后才开始进行录制，那么讯问录音录像就无法再现讯问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讯问策略中往往包含有引诱、欺骗方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容忍的。

3.关于调查人员出庭的程序 实践中，调查人员的出庭通常需要征得其所在监察委员会的同意，受单位指派才能出庭。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需要补充鉴定的。

3.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 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敏感性，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更为严格。4.关于口供补强的程度标准 对于补强后证据的数量，在没有物证、书证的情况下，仅凭言词证据定案时，必须有两个以上证据才能定案。

基于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事实只能以具备证据资格的监察证据为根据。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3条第1款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的规定，职务犯罪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一样，以排除合理怀疑来解释和充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监察机关可以出具情况说明，但不能完全以情况说明代替调查人员出庭。如果被告人存在庭前翻供情况，但庭审中作出有罪供述且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供述。

根据《监察法》第40条第1款、《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0条第1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固定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证据只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证明定罪事实。

具体来说，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调取讯问被调查人的同步录音录像，具体情形包括：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讯问活动违反法定程序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讯问笔录内容不真实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具体到证据方面，《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要求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比《刑事诉讼法》更广。

实践中，一般做法是对全案证据细化分解为分组证据，先对分组证据进行分别审查，再对全案证据进行整体判断。4.关于印证证明的特殊情形 印证证明的目的还包括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及供证前后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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